1.大陸警方處理明星案件時，通常采取「結論式通報」。以于朦朧案為例，警方通過工作室發布「排除刑事嫌疑」的聲明，過程細節較少披露。這種處理方式注重保護隱私，但可能引發公眾猜測。

台灣警方則更傾向「過程式披露」。當年高以翔猝逝案、小鬼黃鴻升意外身故案，士林地檢署均召開記者會，詳細說明勘驗過程、遺體檢查結果，甚至公開現場照片（經處理）。這種透明化做法雖滿足公眾知情權，但也可能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。

2.大陸警方對明星案件的調查往往效率極高。于朦朧案從發生到發布排除他殺聲明，僅用時3天，展現高效辦案能力。這種快速處理有助于控制輿論發酵，避免事件持續占據公共資源。

台灣警方則更注重「程序完備」。以小鬼黃鴻升案為例，檢警歷時2周進行遺體解剖、毒物檢測、現場重建，最終才確認是意外滑倒致死。雖然過程較長，但詳實的證據鏈讓各種猜測不攻自破。

3.大陸警方通常采取「冷處理」策略，避免案件成為輿論焦點。在于朦朧案中，警方未就網絡上的各種猜測進行回應，而是通過家屬發聲呼吁停止討論。這種做法維護了司法權威，但可能無法滿足公眾知情需求。

台灣警方則更主動進行輿論引導。在高以翔案中，台北地檢署不僅及時發布檢驗進展，還針對「他殺」、「醫療延誤」等傳言專門作出澄清。這種主動溝通的方式，有效減少了不實信息的傳播。

這兩種處理手法背后，反映的是不同的司法理念。大陸更注重「案結事了」的社會效果，追求快速穩定；台灣則強調「程序正義」的司法價值，注重過程透明。兩種模式各有利弊，都體現了對生命權的尊重，只是方式不同。

值得思考的是，在社交媒體時代，如何平衡公眾知情權、家屬隱私權與司法公正性，成為兩岸共同面臨的挑戰。或許未來的處理方式會走向融合——既保持辦案的專業性，又增加必要的透明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