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的金像獎，「新晉導演」獲得者是《年少日記》的導演卓亦謙。他雖然是一位新人導演，但已入行十年之久。他做過《激戰》的助理編劇、場記，做過《今晚打喪尸》和《殺破狼·貪狼》的編劇。2019年，他的《年少日記》成為第五屆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大專組獲獎作品，獲得了拍攝資金。
作為一部新人作品，《年少日記》的成績是成功的，本片是香港本土2023年港產電影票房第二名（約2346萬港元）及豆瓣2023年用戶最高評分華語電影（8.5分），并在4月19日內地公映。據看過的觀眾反饋，這是一部令人落淚的作品。此處的落淚微妙之處在于，觀眾不僅為角色慨嘆，也因被勾起的私人回憶而傷感。近些年，原生家庭的議題被廣泛討論，大家開始意識到成年后很多心理問題追溯起來，其實是原生家庭的童年創傷導致。《年少日記》觸達的是很多人壓抑在內心深處的創傷性回憶。
我們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創傷經歷去回應這個世界。人是否可以和自己的創傷和解呢？如果不可以，逃避是不是更有用呢？卓亦謙給到的答案是否定的，因為這些創傷是無法逃避的，壓抑久了，總有一日會變本加厲地發作。
好友猝不及防的自盡，讓他多年來一直都耿耿于懷。某程度上，創作《年少日記》也是他修復這段創傷性記憶的嘗試。但是，拍完后，卓亦謙發現，原來沒有和解這一回事。盡管傷口可能愈合，但是還是有傷疤的存在，而傷疤始終都會在某些時候隱隱作痛。也許，我們能做的不是刻意遺忘，而是攜帶著這些傷疤繼續往后的人生。以下采訪是一份電影導演的創作談，也是一份過來人的心靈素描。
01
大家都不習慣將自己的感受說出來
南都娛樂：很多觀眾將《年少日記》海報和楊德昌的《一一》做聯想，兩部電影海報構成了正反面，請問是想呼應什麼？
卓亦謙：這是一個誤會，這張海報是拍于學校禮堂那一場戲，我們正在吃飯，劇照師就叫了黃梓樂站在那里給他拍，他覺得背景很干凈。黃梓樂做了幾個表情，最后劇照師就選了這張。那時候現場很忙，我根本沒有想過到底哪一張照片可以用來做海報，我就給劇照師自由發揮，包括黃梓樂坐在一張凳子上，其它很多空的椅子在他旁邊，那都是臨時發揮。大的電影公司拍的時候會有很多海報概念，但是我那時候沒這個能力，處理現場的事很忙。
南都娛樂：很多新人導演都會選能夠表達自己、彰顯自我的題材，你第一部電影選的是一個家庭教育的題材，這個題材有什麼非拍不可的原因嗎？
卓亦謙：《年少日記》講了一些原生家庭的問題、有學業壓力的問題、也有香港的「比較文化」的問題。我是在香港這座城市長大的，我會有一種感覺，大家都不習慣將自己的感受說出來，很多時候我們去玩、喝酒，一幫人看起來很開心，但那些是資訊上的交流，不是感情上的交流。大家沒有交心的習慣，很多人將心事藏在心里面。
對我來講，非拍不可的原因在于，它綜合了很多我對這座城市的感受，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。而最關鍵的原因是，我大學的時候經歷了一個朋友輕生的事情，我在想到底原因是什麼？我假設了一些原因，例如之前講到的那些元素，為什麼香港會有這樣的問題，大家的壓力都這麼大，出了事都不會說，或者不習慣說出來。
南都娛樂：你提及過自己曾受到過《心靈捕手》影響，在電影里，是由老師去讓問題學生釋懷自己的心結，但是《年少日記》的老師鄭Sir就是個有心結的人。傳統意義上，老師應該是幫學生解決問題的人，但如今老師甚至是個比學生問題更大的人，讓一個本應該擁有權威的人「下凡」「失勢」，你覺得是一種解構還是一種解脫？
卓亦謙：這也是我對老師的感受之一，我小時候那些老師是高高在上的，充滿知識的，做什麼都是對的，學生要聽他的。但是長大以后，我有朋友當老師，我了解到首先老師也是一個人，他也有他的問題要去解決，老師也有不同面貌的生活，比如說抽煙。
我有一個老師朋友，他有時候和我講今天很想和學生聊天，但學生拒絕了自己。我覺得其實他有表達關心就很好了，何必要追求一個結果？為什麼他會有這樣一個苦惱？因為我們傳統社會是一個很追求結果的社會，你關心學生一定要幫他做到某些事情。我覺得不是的，應該要認同的是老師那個心態，而不是結果。我跟我朋友講不用這麼多苦惱，有這個心接近學生，但學生可能有自我保護機制，看到老師接近，他們也怕。但也許，學生長大之后會記得有老師接近過自己。
02歷史上價值觀的變化是靠人與人討論出來的
南都娛樂：《年少日記》的問題家庭是很傳統的父權主導的家庭，父親是家庭的中心，擁有絕對的權威，母親、子女都只是從屬，整個家庭結構充滿了權力的高低位。杰仔自始至終爭取不到父親的愛，本質原因是不是也是這種家庭結構導致的？
卓亦謙：是，這部電影講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香港，那時的香港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的，所有家庭都是爸爸說了算，媽媽比較低調，很順從丈夫的意見。父權的家庭結構是其中一個原因，但這個故事也講了很多其他原因，包括杰仔有一個很喜歡的漫畫家消失了，香港的「比較文化」等等，所有東西加起來。我不想寫一個故事原因很單一，有些報紙會寫一個人失戀跳樓了，一定是感情問題。現實不是那麼簡單，不一定是感情問題，這個人也許是有很多事情發生了，很多不同的原因導致這個結果。
南都娛樂：你曾經在其他采訪批評過，香港雖然是一個國際大都市，但有一些很傳統的大男子主義，我留意到香港的性別討論其實不是很多。
卓亦謙：我小時候讀書，明明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，但是長大以后會有一種反差的感覺，很多方面都不是很開放，真的很保守，我小時候已經是這樣，長大了也沒變。
比如潛在的父權主義或者性觀念，對我來說都是保守的。
南都娛樂：香港為何會有如此反差的保守？
卓亦謙：好問題，我真的沒想過。香港人很習慣追求數字化的東西，而沒有想價值觀。數字化的意思每天都在想自己的兒子考第幾，我要賺多少錢，我有多少物業，我一定要買樓，網絡媒體有多少人關注……整體都要尋找一些數字的東西去證明。我不是說追求那些東西不好，那些東西也是目標，但是要平衡一下自己的感受是怎麼樣的，你信奉的價值觀是怎麼樣的。我們很少去討論這些事，也可能是在腦子里想，但是很少拿出來說。我認為歷史上價值觀的變化是靠人與人討論出來的。
南都娛樂：近些年，原生家庭的議題被廣泛討論，大家開始意識到自己成年后很多心理問題追溯起來，其實是原生家庭的童年創傷導致。你在電影中也呈現了鄭Sir的童年創傷延伸到了他成年后的親密關系，讓他變成了回避型人格。你如何看待原生家庭的問題與成年后親密關系的關聯性？
卓亦謙：比如說鄭有俊這個人物，他小的時候，他的家庭環境是很看重成績的，那件事（哥哥自盡）發生之后，他意識到可能家人的愛不是真正的愛，而是基于我有一個好成績而來，這令他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很沒有信心。但這件事是不是一定是家里大人的不對呢？我也不是這樣的意思，那種價值觀是有一個源遠流長的歷史在里面，可能家里的上一代、再上一代都是這樣，甚至可能香港開埠以來就是這樣。于是小時候的遭遇影響了他長大后體驗親密感，讓他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沒有永遠，愛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存在世界上，自己有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家長，這一切環環相扣的，起碼戲里面的角色是這樣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