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為國父，孫中山將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中，留下了種種設想與預言，其中有很多設想都已經或者即將成真，如「未來中國將會有16萬公里的鐵路和160萬公里的公路」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國的公路長度早已超過了500萬公里，鐵路營運里程也達到了15.5萬公里，距離孫中山先生的預言僅差5000公里。
民國時的鐵路網
今天的鐵路干線網絡
但其中還有一些預言，卻一直沒有機會得到驗證，比如孫中山在與章太炎的談話中就曾說到 「謀本部則武昌，謀藩服則西安，謀大洲則伊犁」：想保住中國就定都武昌，想四夷臣服就定都西安，而如果想要謀求亞洲，那就必須得定都伊犁。
很多人對孫中山先生的三個設想非常不以為然，認為第一個設想就已經非常荒謬了，武昌既不是四大文明古都，也稱不上極盡繁華，在當時頂多算是一個區域中心，但如果就此認為，僅僅是因為辛亥革命最早發生在武昌，所以孫中山先生才對武昌情有獨鐘，無疑是對孫先生的不尊重，孫中山先生之所以要定都武昌，和一句古話有關，那就是「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；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」。
在孫中山看來，當時的百姓已經因為連年戰爭疲憊不堪，國家到了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了，必須一戰定下百年的太平。可無論是定都北京、南京、上海還是廣州，都會因為位置太偏而無法「代表」中國，不可能真正讓四方平定下來，只會導致軍閥割據。
武昌則不一樣，武昌位于江漢平原東部，號稱「九省通衢」、「四沖六達」，與所有省份的「分寸感」都拿捏的恰到好處，以武昌為中心畫圓圈，內圈有長沙、合肥、鄭州、西安，外圈有濟南、北京、太原、蘭州、成都、昆明、南京、廣州、上海等，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的大型城市。
在孫中山眼中，如果只是想保住中國本部，讓百姓能夠小康，那最好的選擇就是將首都定在兩個圓的圓心上，也就是武昌。有強大的中央坐鎮武昌，「惠此中國」，軍閥們便會因為距離武昌太近而不敢輕舉妄動，這樣也就能「以綏四方」了。可僅僅保住中國本部，目標還是太「小氣」了， 所以孫中山先生提出了第二個設想，那便是「謀藩服則西安」。
雖然當時中國因為長年的軍閥混戰，積貧積弱，似乎沒有能力與列強硬碰硬，但中國不可能一直弱小下去，也不可能一直忍氣吞聲，總有一天會重新挺直腰板，因此孫中山認為如果中國人有信心恢復以往大一統的話，那就最好定都在西安。
西安是西北的經濟中心，歷史悠久、文化發達，而且又坐落在關中平原上，四面都是高山大川，內部卻是沃野千里，號稱八百里秦川，本身就有定都的資格。最重要的是，定都西安可以用實際行動在國際上向列強表態，中國絕不會只滿足于保留傳統漢地，對于西北和西南的領土，中國一分都不會再割讓出去，已經被割讓出去的領土，中國也會一點點拿回來，這對于當時覬覦新疆的俄國和覬覦西藏的英國來說，無疑會起到非常強烈的震懾作用。
第三個設想是定都伊犁，雖然看起來最不靠譜，但這其實是孫先生內心最渴望實現的那一個，因為這三個定都設想其實分別代表了孫中山自革命以來的悲觀、淡然與樂觀三種不同的情緒。
對他來說，最悲觀的設想就是中國所有的邊疆地區都被瓜分，只保留了傳統本部，淪為二流國家，這個時候，定都武昌是最好的選擇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從容應對來自四面八方潮水般的威脅。
淡然的心態則是希望中國能夠重新強大起來，恢復傳統中國的大一統，四夷臣服，將所有的領土牢牢抓在手中。
而在最樂觀的設想中，中國將會以一個大國的身份重新崛起，擁有發達的工業、強大的軍隊、開化的百姓，到那時，中國將不會僅僅滿足于恢復過去的領土，而是謀求在整個亞洲的影響力。
雖然伊犁位于新疆天山北部，周圍都是山脈和沙漠，但伊犁自身的地理條件非常出色，境內有283條河流和超過一千萬畝的良田，和西安一樣，都是外有高山大川，內有良田萬頃，易守難攻。
而且伊犁位于亞洲大陸的中心地帶，如果以伊犁為圓心，以東北為半徑做圓的話，西亞、南亞、中亞、甚至東歐都將被囊括在這個圓內，孫中山想要定都伊犁的背后的意思不言自明。到時，中國追求的可能就不是將列強驅逐出中國，而是親自去消滅他們了。
但是，以今天的眼光看，定都伊犁有非常明顯的缺陷，最重要的就是沒有考慮過海權的問題。海權對一個現代國家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，決定著能否守住門和走出去。定都的選擇越往西，離亞歐大陸的中心的確會越來越近，可離海洋卻會越來越遠，武昌離東海有700多公里，西安到黃海有900多公里，而從伊犁到渤海，僅直線距離就超過了3000公里，這對于經略東亞來說，無疑是一個非常大的劣勢。
當然，孫先生之所以如此安排，也是當時的局勢決定的，相對于從海上而來的威脅，中國剛剛喪失了外東北、外西北等大片領土，俄國甚至有更進一步的野心，英國也在西南虎視眈眈，因此，將首都盡可能建在內陸，不再喪失土地，甚至角逐亞洲，謀求更大的領地，是當時有識之士的迫切愿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