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歷史上，「安史之亂」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，這場內戰使得無數人流離失所。

「安史之亂」后，公元770年的春天，詩人杜甫漂泊到江南一帶，在湖南長沙遇到了同樣流落在外、靠賣藝為生的宮廷樂師李龜年。

他鄉遇故知，短暫的驚喜后，兩人只有「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」。

隨后，杜甫寫下了一首千古名篇《江南逢李龜年》：

岐王宅里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。

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

李龜年是盛唐時期著名的歌唱家，在開元時期的藝壇上是最紅的歌星，唐玄宗對他極為欣賞。

《明皇雜錄》載：「開元中，樂工李龜年善歌，特承顧遇，于東都大起第宅。」

杜甫少年時，在洛陽受到一些文壇前輩的重視，出入于一些王公貴府中，在那些豪華的府邸中，見到過李龜年，聽到過他的歌唱。

他們闊別了幾十年，中間又經歷了長達八年的「安史之亂」，這一回竟然在江南重逢了。

這時杜甫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后階段，貧病交加，靠向朋友、地方官乞討為生。

李龜年呢，在潭州長沙一帶靠賣唱為生，「每遇良辰勝賞，為人歌數闕，座中聞之，莫不掩泣罷酒」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杜甫和李龜年會見，自然會勾起杜甫無限的感慨，勾起對往昔的追憶，所以詩歌的開頭兩句就是「岐王宅里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」。

岐王，是唐玄宗的弟弟李范，崔九是秘書監崔滌。

岐王作為玄宗的弟弟，不用說是特別闊氣的，而崔滌當時也是受到玄宗特別優待的人物，他們兩人雖是貴族，但都喜愛文藝，好跟文人結交，他們的府第就等于當時的文藝俱樂部。

因此，杜甫少年時代能夠在岐王和崔九府中幾次聽到李龜年動人的歌唱。

「岐王宅里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。」這兩句寫的是開元全盛日的情況，意思是說：

想當年，在岐王府中常常見到你的身影，在崔九堂前，也曾幾次聽到你的歌唱。

這兩句說當時「尋常見」、「幾度聞」，正是暗含著一種慨嘆，慨嘆在盛唐時代這些東西來得很尋常，而後來長時間想見見不到了，想聞也聞不到了。

可是沒料到在經過長時間的闊別之后，今天卻又相逢了：「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」

正是當著江南美好的時節——落花紛飛的暮春，我又碰上你。

上兩句是重逢時對往昔的回憶，這兩句則是闊別幾十年后的重逢。

這種重逢不是在洛陽，也不是在長安，而是在兩人的流浪之地——江南碰上了，而時節正是暮春三月、落英繽紛的時節。

這首詩蘊含著無限的滄桑之感、亂離之痛。

就所寫的事來看，頭兩句是寫當年聽到李龜年的唱歌，是寫「聞」；后兩句是寫見面，是寫「逢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一「聞」一「逢」之間，構成鮮明對比，包含著時代滄桑。

詩中的「聞」是在開元承平時代，詩中的「逢」是在「安史之亂」以后，是亂離時代的「逢」，一「聞」一「逢」之間，隔著幾十年的歲月，而這幾十年，又恰恰是唐王朝由極盛轉衰的大轉折時期，從天堂跌入水深火熱之中，李龜年和杜甫也由紅極一時的歌星和少年才子，淪落成賣唱的和漂泊的落魄之人。

時代、社會、人生的滄桑巨變，夠得上寫一部厚厚的回憶錄，而這首詩則可以題在回憶錄的卷首。

盡管詩里沒有一句正面涉及時代和個人身世，而時代的滄桑、個人的遭遇，卻完全被融化在、概括在「聞」和「逢」的巨大間隔之中。

四句詩，四十年。好像剛剛開頭，其實已經結尾。真是沉郁頓挫，蘊藉至極。

經歷過時代的滄桑、人生巨變的人，固然心領神會，就連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太平兒女看了，也會感慨萬千，黯然神傷。所以《杜詩鏡銓》說：「子美七絕，此為壓卷。」

唐代沒有任何一位詩人，像杜甫這樣深廣地反映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，因此他的詩被稱為「詩史」，《江南逢李龜年》短短28字，堪為絕唱，除了杜甫，再沒有第二人能寫出這樣的作品！